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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歲，在北京念小學三年級；北京被日本占據(jù)，學校要開日語課。李敖恨日本人，有一天與同學合計，在上課前向老師問早安時，利用漢語諧音對老師說：“我一哈腰你媽就得死！”（おほようごぎいます，日語“早上好”的意思）結(jié)果被老師抓住懲罰。

“我改變得令你難以想像” ——李敖從法學到史學的心程歷程

一、大學

“臺大的環(huán)境，郁郁蔥蔥。臺大的氣象，勃勃蓬蓬。遠望那玉山，突出云表；正象征我們目標的高崇。近看蜿蜒的淡水，他不舍晝夜地流動，正顯示我們百折不撓的作風，這百折不撓的作風，定使我們一切事業(yè)都成功”。

這是臺灣大學的校歌。

臺灣大學的前身是1928年日本割據(jù)時期的“臺北帝國大學”；1945年祖國收復臺灣之后，更名為“國立臺灣大學”。1949年傅斯年先生擔任校長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，一時間臺灣大學氣象萬千，學者云集，人才輩出。傅校長逝世于任上，但他給臺大人留下的八字校訓永遠鼓舞著每一位莘莘學子：“敦品、勵學、愛國、愛人。”這一切，都曾經(jīng)深深影響過少年李敖；而如今，少年長成青年，他已經(jīng)是臺灣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了。

臺灣宜人的自然氣候也使得臺大校園的景色美不勝收，清澈的藍天白云，參天的棕櫚樹下的綠茵，綠茵里躲藏身影的蝴蝶，以及四季輪替開放的各種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兒……這一切都編織出一段段優(yōu)美的旋律，成了臺大的標志。而這些花兒中間，臺大校園又獨以杜鵑花為最盛，每年春夏之交、花開之時的美景是難以言喻的。故此，臺大擁有了一個可愛的名字：“杜鵑花城”。

時為1958年6月5日，正是杜鵑花開的季節(jié)，臺大校園里洋溢著無盡的芬芳。

胡適先生風度翩翩，在臺大法學院發(fā)表了名為《大學的生活——學生選擇科系的標準》的經(jīng)典演講。他說：

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，起初報讀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農(nóng)學院，覺得這樣能對國家有所貢獻。第二年選修了種蘋果學，突然覺悟到：那些蘋果在整個中國都找不到，學了根本沒用，于是決定改行。不再以“社會的需求”作為導向，改以自己的興趣為基礎(chǔ)，性之所近，力之所能。與其讓中國多一個三流的農(nóng)學家，不如把自己培養(yǎng)成一個一流的文人，這樣對國家的貢獻更大！不久，我便照著這個標準轉(zhuǎn)到文學院去了。

智者的話打動了無數(shù)學子的心，但還不足以“舞動”他們的行為。在那個年代，整個臺灣不知有多少人崇拜胡適、敬慕胡適、處處以胡適為楷模，可真正能和胡適做得一樣出色、一樣有膽識的人卻屈指可數(shù)。

李敖是胡適的一名“粉絲”，他寫文章批評過胡適。胡先生在演講結(jié)束后，主動邀見了這位青年，并贊譽青年說：“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。”可是，胡先生或許不知道，在眾人中，這位青年是唯一一位有過相像的“轉(zhuǎn)專業(yè)”經(jīng)驗的。陰差陽錯，在三四年前，青年遭遇了和胡先生類似的狀況：考進大學——填錯志愿——主動退學——重考大學——再進大學。

二、聯(lián)考I

十九歲那年的夏天，李敖已經(jīng)在家中養(yǎng)了將近一年的“浩然之氣”——高三上了沒幾天，他覺得制式教育太約束自己的發(fā)展，整天為應(yīng)試讀書太沒意思，所以主動從臺中一中休學在家自學了。然而，眼看著曾經(jīng)在一起上課的同窗們個個熱火朝天地準備著高考，李敖畢竟也會“心有戚戚焉”。一天，他忽然向家人宣布要以同等學力（高二肄業(yè)）身份參加臺灣史上第一次大專聯(lián)考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國民黨在臺灣實行特務(wù)統(tǒng)治，用以對付逃臺初期的亂局。在“到處是耳目”的環(huán)境下，家長和考生害怕國民黨會大興“文字獄”，因此多有一種畏懼文科的心理，絕大多數(shù)家長都鼓勵孩子報考實用學科。有些人因為成績不夠，無奈被分配到文科，每天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精神消沉、心情萎靡是在所難免的。可是，在那樣的大背景下，李敖卻斬釘截鐵地立志要學文。今天中國高校里也有“趨理畏文”現(xiàn)象，因為文科難找工作。一個中文班若有一半人是自愿報讀的，就要謝天謝地了，學文學的人被美其名為昔日的“七十二閑人”。大抵在李敖的時代和在現(xiàn)在的時代，學習文科的人都是一批勇士，為了理想奮不顧身、舍生取義的人罷！

1954年7月26日，李敖參加了第一次大專聯(lián)考。當時實行聯(lián)考招生的學校共有四家，即臺灣大學、省立師范大學、省立農(nóng)業(yè)大學和省立工學院。填報志愿時，李敖出于興趣，將臺大中文系列為第一志愿。在交志愿表時，他見表上有“法律專修科”之名，在報名簡章中也屬于臺大各大科系之一；李敖不明就里，順便也填了它。結(jié)果放榜之日，居然被劃入法律專修科矣！法律學其實也屬文科，何況李敖生性好“弄法”，本意雖不在此，亦無可無不可，于是決定去讀。

9月14日，李敖離開了生活多年的臺中市，乘火車北上臺北。臺北是臺灣的政治經(jīng)濟中心，連橫《臺灣通史》記錄臺北歷史說：“光緒元年（1875），欽差大臣沈葆楨奏建府治……既成，聚者漸多，其后復建巡撫衙門，遂為省會。”它的魅力是遠非臺中可比的。

走進臺灣大學校園，抬頭看藍天白云，左顧右盼郁郁蔥蔥的棕櫚樹，大學校園的美景立刻抓住了李敖的心。他來到為紀念傅斯年校長而設(shè)立的“傅園”，凝視刻在紀念鐘上的校訓——“敦品、勵學、愛國、愛人”八個大字，“五四”的精神立刻涌動于他的心中。

大學是個性張揚的地方，大學是思想奔放的地方。李敖覺得終于擺脫了應(yīng)試教育的羈絆，可以大展手腳干一番了。正如他在詩《膽》中所云：

我走我的路，別人怎能管？

只手打天下，一身都是膽。

三、法學

上課了。不到二十歲的李敖已博覽群書，足以媲美一名中年教授，沒人夠資格給李敖上課。所以在課堂上，李敖極為頑皮，專挑老師的錯。

教“刑法總則”的老師講到李大釗的死，講錯了，李敖立予糾正，老師很有雅量更正。教英文的老師滿口上海腔，把自由Liberty念成“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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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敖大學：“我改變得令你難以想象”